頭圖：孫建平油畫《學衡風骨》(2018) (左起:柳詒徵、劉伯明,、胡先骕,、吳宓、湯用彤,、梅光迪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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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子? “哈佛男孩”的19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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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五四”運動爆發(fā)時,，25歲的吳宓正在哈佛大學讀比較文學專業(yè)。

?在這位哈佛男孩的1919年日記中,，“五四”運動幾乎不見蹤影,。據(jù)后輩學者推斷：如果不是因為他太懶或太忙，很可能是因為當時海外留學生無法在第一時間獲知北京的消息,?！拔逅摹北l(fā)后，北京通往國外的有線電報被切斷,，外國記者的報道主要通過無線電傳送,，發(fā)出的信息是零星片斷的,。

5月9日的《紐約時報》只有一則簡短快訊：“由于對巴黎所作的有關山東問題的處理表示氣憤,，首都北京發(fā)生了騷亂……”

在吳宓1919年的日記中出現(xiàn)的不是“五四”，而是被視作“五四”導火索的“青島事件”,。8月11日這樣記載：“晚,，在宓室中開國防會（記者注：波士頓留美學生組織）董事會，由鄭君萊述說日前特赴華京,，遍謁各參,、眾議員，始末情形（為青島事件）,?！?/p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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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年從春天到夏天，以哈佛中國學生為主的波士頓中國留學生多次集會,，反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省境內(nèi)的權利,。他們一再致電美國總統(tǒng)威爾遜，請求他在巴黎和會中主持公道,，同時致電與會中國代表：如條約將權利轉(zhuǎn)讓日本,，應拒絕簽字。他們還把文章寄往國內(nèi)的《申報》,、《新聞報》,，“以表見留美中國學生之活動”，這些發(fā)出的中文稿多由吳宓起草,。

相比“五四”在日記里的缺席,，1919年至1921年，吳宓大量地記下了和好友“梅君”、“張君”等人對“新文化運動”的批評與斥責,，字里行間充溢著反感和抵觸的強烈情緒,。

當時，國內(nèi)由陳獨秀,、胡適等《新青年》同人引領的“新文化運動”正走向高潮,。吳宓的師兄、哈佛學生梅光迪開始“招兵買馬”,，在留學生中召集志同道合者,，準備和“新文學－新文化運動”的倡導者進行大論戰(zhàn)。

因著清華同學的介紹,，1918年秋轉(zhuǎn)入哈佛的吳宓和梅光迪相識了,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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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大陸之筆墨官司

——“逼上梁山”和“老梅上戰(zhàn)場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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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回想起來，若沒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討論,，若沒有那一日一郵片,，三日一長函的朋友切磋的樂趣，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決不會經(jīng)過那幾層大變化,，決不會漸漸結(jié)晶成一個有系統(tǒng)的方案,，決不會慢慢的尋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來……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‘他山之錯’，我對他們,，只有感激,，決沒有絲毫的怨望?！?/p>

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 ——胡適

胡適在美國,，1944年

1933年，民國二十二年,，胡適出版了個人傳記《四十自述》,，回顧當初“文學革命”的思考如何在留美時代醞釀、成熟,。他以“逼上梁山”作比喻,，把這場發(fā)生在世紀初的最激烈的思想文化運動的源頭“歸功”于和當時密友、主要是梅光迪之間的一場持續(xù)近兩年的“筆墨官司”,。

梅光迪,，生于1890年，安徽宣城人,。梅家是宣城當?shù)赝?，梅光迪幼年在鄉(xiāng)里有“神童”之譽，12歲應童子試,，后就讀于安徽高等學堂,。1909年在上海時，經(jīng)同鄉(xiāng)介紹結(jié)識了一位名叫胡嗣穈的安徽績溪少年。兩人結(jié)伴坐船北上,，一起參加庚子賠款的官費留美考試,。

當年胡中而梅落。梅于第二年再應試,，如愿踏上赴美的海輪,。他先入威斯康辛大學、西北大學,，1915年秋轉(zhuǎn)入哈佛大學研究院主攻文學,，拜在新人文主義思想家、文學批評家白璧德門下,。

改名為胡適的胡嗣穈早梅一年赴美,，初入康奈爾大學選讀農(nóng)科，1915年轉(zhuǎn)入位于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,，師從實用主義集大成者約翰·杜威,。

留美期間，胡梅二人繼續(xù)交好,。胡適好熱鬧,，在美期間熱衷到處作英文演講，以至于引起物議,。梅光迪由衷地佩服胡適的聰明和才華,，稱他為“東方托爾斯泰”、“稼軒,、同甫之流”，并且樂觀預期“他日在世界學人中占有一位置,，為祖國吐氣”,，“將來在吾國文學上開一新局面?！?/p>

他們和同在美國留學的趙元任,、任叔永、陳衡哲,、朱經(jīng)農(nóng)往來密切,，頻繁通信討論各種問題。從保留下來的信件和日記看,，胡梅當時探討的話題包括如何復興以孔子儒學為代表的“古學”,，以及如何看待當時國內(nèi)興起的“孔教運動”、基督教等一系列問題,。

此時的東方老帝國正經(jīng)歷著一場千年未有的暴風驟雨,。辛亥革命爆發(fā)，帝制被推翻，袁世凱在南北和談之后上臺,，北洋政府從名義上暫時控制了中國,。這些留美學生通過西方報紙、親友信函密切關注國內(nèi)局勢,，一起探討“救國濟民”的藥方,。

1915年夏，梅光迪由西北大學畢業(yè),，準備轉(zhuǎn)入哈佛大學,。去波士頓前，他來到康奈爾大學所在地綺色佳,，同胡適,、任叔永、楊杏佛等留學生共度暑假,。這個夏天,，他們討論的主要話題是中國的文字和文學。

幾年前,，胡適就表現(xiàn)出對中國語言文字問題的關注,。1915年夏，他關心的是：“漢文究竟可成為教育利器否,？”他的出發(fā)點是把漢語言文字作為教育工具來考察——要求它能夠普及到大多數(shù)人,，也就是要把漢字變成大多數(shù)人接受教育的工具。

自晚清以來,，一直有人主張把白話文作為開啟民智的銳利工具,，各種白話報興盛一時，其中也有十分激進的主張,，有人甚至主張放棄漢字,、把漢字全部拼音化。

胡適最初著眼的,，只是如何改變文言難以教學的問題,。他分析了文言的弊病，通過中西文對比,，把文言判定為“半死”之文字,。他主張用白話文講解文言，提倡文法與標點,，也就是使書面語向日用語或口語靠近,。由此，他也把思路從文言教學改革轉(zhuǎn)向了作為宣傳啟蒙工具之廣義文學,。

在1915年那個夏天,，他的這些想法并沒有贏得好友們的贊同,。據(jù)他回憶：“這一班人中，最守舊的是梅覲莊,，他絕對不承認中國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學,。他越駁越守舊，我倒?jié)u漸變得更激烈了,。我那時常提到中國文學必須經(jīng)過一場革命,。”

梅光迪離開綺色佳時,，胡適作《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》長詩,，十分大膽地宣告：“新潮之來不可止，文學革命其時矣,。吾輩勢不容坐視,，且復號召二三子，革命軍前杖馬箠,，鞭笞驅(qū)除一車鬼,，再拜迎入新世紀?！?/p>

對當時多數(shù)留學生來說,，胡適津津樂道的“文學革命”聽上去荒誕不經(jīng)。任叔永還寫了一首把外國人名連綴起來的打油詩來打趣他,。

胡適隨后寫了一首很莊重的詩,，以回應朋友們對他所倡導的“文學革命”的質(zhì)疑，想贏得他們的理解與支持——“詩國革命何自始,？要須作詩如作文”,，“愿共僇力莫相笑，我輩不作腐儒生,?！?/p>

正是“詩國革命”、“作詩如作文”這兩句,，引發(fā)了一連串的“筆墨官司”，并最終催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“文學革命”,。

人在波士頓的梅光迪首先發(fā)難,，寫信給胡適，認為詩,、文是“截然兩途”,，兩者文字根本不能混同，“吾國求詩界革命,，當于詩中求之,，與文無涉也,。”此外,，他也認同詩界需要革命,，許多詩家實為“古人奴婢”，并無古人的學術懷抱,，只知效其形式,，結(jié)果是“陳陳相因，腐爛不堪”,。但究竟該如何下手,，他的態(tài)度很謹慎——認為應該先認真研究英法詩界革命家，比如華茲華斯或雨果的詩及18世紀的詩,。

?他認為：“文學革命,，竊以為吾輩及身決不能見”，所謂“創(chuàng)造新文學”,，只能是一個夢,，我們應有“自知之明”。

胡適認為梅“未達吾詩界革命之意也”,，又致信梅,，再論“作詩如作文”之意，提出今日文學之大病在于“徒有形式而無精神,，徒有文而無質(zhì)”,，若要改變，宜從三事入手：第一,，須言之有物,；第二，須講求文法,；第三,，當用“文之文字”。

自1915年夏到1916年,，在和梅光迪書信來回交鋒中,，胡適一直在思考有關文學革命的問題，甚至耽誤了自己的博士論文寫作,。

1916年春,，胡適又致信梅光迪，和他分享了自己最近的心得——他發(fā)現(xiàn)中國文學史上已經(jīng)發(fā)生過多次“革命”,，以韻文而論,，“（詩）三百篇變而為騷，再為五言,、七言古詩,，賦之變?yōu)闊o韻之駢文,，古詩之變?yōu)槁稍姡娭優(yōu)樵~,，詞之變?yōu)榍?，為劇本?！痹院?，詞、曲,、散文,、劇本、小說,，都成為第一流的文學,，之所以是第一流，就是因為它“皆以俚語為之”,，是“活文學”,。

這一見解得到梅的贊同。梅回信說：“來書論宋元文學,，甚啟聾聵,。文學革命自當從‘民間文學’入手，此無待言,；惟非經(jīng)一番大戰(zhàn)爭不可,，驟言俗俚文學，必為舊派文家所訕笑攻擊,。但我輩正歡迎其訕笑耳,。”但對胡適“作詩如作文”的觀點,，仍持保留看法,。

看得出，梅光迪并不反對胡適所提倡的“文學革命”,，兩人的關鍵分歧是在具體問題上,，尤其是在白話能否入詩的問題上。

1916年暑假,，任叔永等幾位中國留學生在綺色佳的約嘉湖劃船,，忽遇風浪，緊急靠岸時,，一船人不小心船翻落水。任叔永作了首四言詩記錄這件趣事,，寄給胡適——“行行忘遠,，息楫崖根,。忽逢波怒，鼉掣鯨奔,。岸逼流回,，石斜浪翻。翩翩一葉,，馮夷所吞,。”

胡適在回信中批評了這首詩,，認為寫覆舟一段,，未免小題大做。任叔永卻頗為自得,，認為覆舟一段是“全詩中堅”,。胡適再致信，毫不客氣地批評說翻船一段所有字句“皆前人用以寫江海大風大浪之套語”,，“足下避自己鑄詞之難,，而趨借用陳言套語之易，故全段一無精彩”,，并指出詩中多有“死字”和“三千年前之死句”,。

對于胡適的“全盤否定”，為人厚道的任叔永誠懇地接受了,。誰知梅光迪讀信后對胡適大為不滿,，去封長信把他數(shù)落了一通。梅認為中國古詩文“沈浸醲郁,，含英咀華”,，而詩乃“高文美藝”之境者，是詩人和美術家的專利,，如依胡適所謂“活文字”之言,，那么“村農(nóng)傖父皆足為美術家矣！甚至非洲之黑蠻,，南洋之土人,，其言文無分者最有詩人美術家之資格矣”。

收到梅光迪的質(zhì)問,，胡適有意和他開個玩笑,，于7月22日寫了一首游戲詩。這是近代中國第一首白話詩,，全詩一百零六行,，近千字，部分內(nèi)容如下：

“人閑天又涼”,，老梅上戰(zhàn)場,。

拍桌罵胡適,， 說話太荒唐。

文字沒有古今,，卻有死活可道,。

古人叫做“欲”，今人叫做“要”……

古人叫做“溺”,，今人叫做“尿”,。

今我苦口嘵舌，算來卻是為何,？

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,，

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，

拿來鍛煉,，拿來琢磨,，

拿來作文演說，作曲作歌,。

梅光迪讀罷此詩,，給胡適寫信興師問罪：“讀大作如兒時聽《蓮花落》，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,！足下誠豪健哉,！”這一次，他排斥了所有文學革命的實驗,，批評胡適好名邀譽,，“皆喜以前無古人，后無來者自豪,，皆喜詭立名字,，號召徒眾，以眩駭世人之耳目,，而己則從中得名士頭銜以去焉 ”,，斷言“新潮流者，乃人間之最不祥物耳”,，警告胡適“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”,。

胡適的這首游戲之作，一時間成為留學生圈里的笑談,。用胡適自己的話說：“竟闖下了一場大禍,，開下了一場戰(zhàn)爭?！?/p>

8月,，梅光迪又致信胡適，提出他的四條“文學革命”主張：一曰擯去通用陳言腐語，他批評如今之南社詩人作詩,，“開口燕子,、流鶯、曲檻,、東風等已毫無意義”；二曰復用古字以增加字數(shù),；三曰添入新名詞,，如科學、法政諸新名字,。四曰選擇白話中之有來源,、有意義、有美術價值者之一部分,，以加入文學,，“然須慎之又慎耳”。他認為第二條最有效用,，第四條“為最輕,，最少效用”。

梅的這四條主張被胡適記錄在日記中,，他認為第二條似是而非,，表示要與梅詳細討論。同月19日,，胡適致函朱經(jīng)農(nóng),，初步提出自己的八條文學革命綱領：“一、不用典,；二,、不用陳套語；三,、不講對仗,；四、不避俗字俗語（不嫌以白話作詩詞）,；五,、須講求文法（以上為形式的方面）；六,、不作無病之呻吟,；七、不摹仿古人,；八,、須言之有物（以上為精神內(nèi)容的方面）。”

至此,，胡適的文學改良主張“八事”已基本成型,。此外，他還做了一個決定,，在給友人信中寫道：“吾志決矣,。吾此以后，不更作文言詩詞,?！?/p>

當時，胡適和在上海辦《新青年》的陳獨秀因約稿之事保持通信,。來往書信中,，兩人興奮地發(fā)現(xiàn)彼此對文學的看法驚人地一致。1916年底,，胡適把自己對文學革命的思考寫成《文學改良芻議》一稿,，寄給了陳獨秀和《新青年》。陳獨秀看過后大為贊賞,。那以后,，就是人們所熟悉的有關“新文學－新文化運動”如何發(fā)生、發(fā)展,，最后成為時代洪流的歷史敘事了,。

陳獨秀

1917年1月4日，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,。他采取“兼容并包”的方針,，廣攬人才，請陳獨秀北上出任文科學長,。陳則極力推薦胡適任學長,，并寫信給胡適催他盡早回國。留美七年的胡適早有歸國實施“文學革命”抱負之意,。拿到北大聘書后,，他匆匆離開紐約，臨行前又作一首白話小詩送梅,、任兩位好友：

“前年任與梅,，聯(lián)盟成勁敵/與我論文學，經(jīng)歲猶未歇/吾敵雖未降,，吾志乃更決/誓不與君辯,，且著《嘗試集》?！?/p>

1917年刊登于《新青年》第2期的《文學改良芻議》點燃了“文學革命”之火,。年僅27歲的胡適由此暴得大名,，和陳獨秀一道成為當時中國最耀眼的思想文化明星，和無數(shù)新青年心中的導師,。

幾乎在同時（1917年1月）,，梅光迪在英文版《留學生月刊》第12卷第3期上發(fā)表了《我們這一代的任務》一文。他提出：在當前的文藝復興時代,，伏爾泰主義（啟蒙主義）是不可避免,、也是必要的，因為習慣的枷鎖困住了我們,。但是,，這樣容易導致中庸的喪失，尤其在一個動蕩狂躁的社會環(huán)境中,，一時沖動的行為容易在卑微地模仿過去和反傳統(tǒng)兩個極端間搖擺。所以,，他認為：最重要的任務是“在空前的民族危機中尋找到一種方法,，重新調(diào)整變動不居的情況，去收獲新與舊融合的最佳成果”,。

有別于當時國內(nèi)的種種復古,、守舊思潮的是，梅光迪提出——“我們今天所要的是世界性的觀念”,，并要使“歷史成為活的力量”,。

幾個留學生在1920年代一場關于文字與文學改革的小爭論，何以逐步引發(fā)并震蕩了整個20世紀中國的“新文學－文化革命”運動,，又何以使得一批近現(xiàn)代中國最優(yōu)秀的知識分子由此分化為對立的兩大思想文化陣營,？

《胡適評傳》作者、美國歷史學者賈祖麟（Grieder）的點評可謂直中靶心——他指出：在當時人們心中,，文學革命的目的不只是舊文學的毀滅而已,，“反對者是在保護一整套的文化價值，而提倡者則反對生硬的古語與老文學的陳詞濫調(diào),，要棄絕那整個社會文化的遺產(chǎn),。”

這正是胡,、梅這對曾經(jīng)的密友價值分歧的核心所在,，也是日后以北大、《新青年》為核心的文化激進主義陣營,，和以《學衡》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之間長達數(shù)十年論爭的核心所在,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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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聚哈佛

——白璧德的中國門徒

1917年起，正當胡適和《新青年》在國內(nèi)聲名如日中天,、呈壓倒性的大勢,，遠在波士頓的梅光迪開始在留學生中“招兵買馬”，召集志同道合者，準備和胡適,、陳獨秀等新文化派進行持久的論戰(zhàn),。

1918年9月，吳宓轉(zhuǎn)學至哈佛,，和梅光迪會面,，兩人一見如故，“屢次作竟日談”,，自此結(jié)盟,。據(jù)吳宓所記：“梅君慷慨流涕，極言我中國文化之可寶貴,，歷代圣賢,、儒者思想之高深，中國舊禮俗,、舊制度之優(yōu)點,，今彼胡適所言所行之可痛恨”，他并自比春秋時挽救并復興楚國的申包胥,，而胡適則是那個發(fā)誓要覆楚的伍子胥,。

梅的一番慷慨之辭令性情中人吳宓十分感動。他當即表示：愿效馳驅(qū),，勉力追隨,，如諸葛亮對劉備那樣“鞠躬盡瘁，死而后已”,。

吳宓小梅光迪四歲,，陜西涇陽人，生長于吳家大院,，是熱門電視劇《那年花開月正圓》女主角的歷史原型,、晚清陜西女首富周瑩的堂侄。1911年,，吳宓考入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,，1917年赴美留學，先在弗吉尼亞大學英國文學系學習,，獲文學學士學位,，次年轉(zhuǎn)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，師從白璧德研習比較文學,、英國文學和哲學,，與陳寅恪、湯用彤并稱“哈佛三杰”,。

在哈佛,，和梅光迪,、吳宓密切往來的還有湯用彤、陳寅恪,、樓光來,、張歆海。他們一起聽白璧德的課,，對陳獨秀,、胡適此時在國內(nèi)發(fā)動反傳統(tǒng)的“新文化運動”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滿，據(jù)吳宓日記載,，“均莫不痛恨胡陳,。”張歆海表示：目前諸位“羽翼未成,，不可輕飛”,，等他年學問成，同志集,，“定必與若輩鏖戰(zhàn)一番,。”

在哈佛校園,，一股日后被稱為“學衡派”的骨干力量已大致聚攏成形。他們都對本國文化傳統(tǒng)懷著極深厚的情感,，反感“新文化派”的反傳統(tǒng)主張,，同時也都是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的“中國門徒”。

歐文·白璧德（Irving Babbitt）,，美國新人文主義思想代表人物,，1912年至1933年執(zhí)教哈佛大學。在20世紀初期,，他逆時代潮流而動,，對西方的現(xiàn)代性進行反省，抨擊泛情人道主義和科學人道主義,，批評浪漫主義和道德上的不負責任,，呼吁節(jié)制情感，恢復人文秩序,。

除思想學說外,，白璧德之于當時中國留學生的魅力，恐怕很大程度上還因著他對東方文化和價值的一份尊敬和理解,。身為西方學者,，他擺脫了“歐洲文化中心論”的心態(tài)。白璧德的夫人出生于福州,，他雖然不懂中文,，對中國文化卻十分關注并給予很高的評價,。

1933年白氏去世，吳宓發(fā)文悼念,，列舉白璧德的“中國門弟子”有梅光迪,、吳宓、湯用彤,、張歆海,、樓光來、林語堂,、梁實秋,、郭斌龢八位。從事植物學的胡先骕雖沒有上過白璧德的課,，但曾翻譯,、介紹過他的文章，并在哈佛期間登門拜訪過他,。在梅,、吳和胡之外，梁實秋是最積極,、最系統(tǒng)地向國人宣傳,、實踐白璧德及其新人文主義主張的人。

1921年,，白璧德曾應美國東部中國學生會的邀請,，做關于“中西人文教育”的講演。他指出中國文化的最大優(yōu)點在于重道德觀念,，最富于人文精神,，孔子和亞里斯多德的學說不謀而合，中西方都應該對二者的倫理關系作對比研究,。他主張中西方的人文主義者聯(lián)合起來,，為建立一個“人文的、君子的國際主義”而努力,。

白璧德非常關注中國正在發(fā)生的“新文化運動”以及激烈的新舊之爭,。在演講中，他公開批評“新文化運動”矯枉過正,，不免重蹈西方機械主義覆轍,，是一場“功利情感運動”。一方面,，他理解中國人希望發(fā)展工業(yè)革命,、科學以抵御列強侵略的愿望；但是,，他也提醒必須審慎,，保存其“偉大之舊文明之精魂”,，不應在倒浴水時把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。

1921年,，因被陳獨秀批評海外留學生和國內(nèi)文化運動“無關”,，《留美學生季報》展開了“留美學生與國內(nèi)文化運動”的討論，孟憲承,、吳宓,、邱昌渭等都參與了論爭。

吳宓在第8卷第1號發(fā)表的《論新文化運動》,，是留學生中批評,、攻擊新文化運動最激烈、最具顛覆性的,。他把新文學視作“亂國之文學”,，“其所主張，其所描摹,，凡國之衰之時,，皆必有之”，是“土匪文學”,，說“今中國之以土匪得志者多,，故人人思為土匪”。認為“趨附新文學”的人,，是“對中西文之書,，皆未多讀”，“不明世界實情,，不顧國之興亡，而只喜自己放縱邀名者”,。

1921年7月底,，在啟程回國的遠洋輪船上，他還就邱昌渭對他的批評（《答吳宓君》）,，又寫了《再論新文化運動——答邱昌渭》,。針對邱說他是為了維持“圣道”，他說自己感覺“此其名如何之魅,，其事如何之大”,，并說自己就是要維持“圣道”——不單是孔子之道，還有耶穌,、釋迦,、柏拉圖、亞里斯多德之所教,，不分中西門戶之見,。

在時代洪流混雜的嘈雜聲中,，吳宓和梅光迪所發(fā)出的聲音完全沒有引起如《新青年》上的文章那樣的關注，似乎如胡適所說——文學革命早已勝利,，且已牢牢占據(jù)中國新文化的統(tǒng)治地位,，“幾個留學生的反對，已毫無力量,?！?/p>

此后的歲月中，吳宓,、梅光迪等學人似乎永遠“落后”于時代,，與時代的主流“格格不入”。在劇烈變動的20世紀,，這些“執(zhí)拗低音”被時代交響曲中激越亢奮的主旋律所遮蔽,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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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英薈萃東南——《學衡》和學衡派群體

1921年秋，在梅光迪的召喚下,，吳宓回國執(zhí)教于東南大學,。

第二年9月，東南大學設立西洋文學系,，梅光迪為系主任,，吳宓任教授。在劉伯明的支持下,，梅,、吳二人又陸續(xù)邀請哈佛時期的好友湯用彤、樓光來以及李思純等志同道合者來東南大學任教,。一時間,，東南大學群賢畢至、人才濟濟,。一個史稱“學衡派”的文化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群體已經(jīng)聚攏,、形成。

?1922年1月,，《學衡》雜志正式創(chuàng)刊,。《學衡雜志簡章》即闡明宗旨——“昌明國粹,，融化新知,，以中正之眼光，行批評之職事,，無偏無黨,，不激不隨?！本硎撞鍒D是孔子和蘇格拉底兩位先賢畫像,，象征著雜志旨在融合中西方最優(yōu)秀文化的抱負,。第一期刊登的文章有梅光迪的《評提倡新文化者》、胡先骕《評〈嘗試集〉》,，都是針對胡適和新文化運動發(fā)起的批評,。

?雜志社和同人聚會之所設立在吳宓南京的寓所——鼓樓北二條巷24號。吳宓自制一塊白底黑字招牌——“學衡雜志社”,，釘在大門外,。在這里，《學衡》召開了第一次社員聚會,，到場的有梅光迪,、吳宓、劉伯明,、胡先骕（東南大學生物系主任）,、柳詒徵（歷史系教授）等八人。

?會議定下了雜志體例,，分通論,、述學、書評等六門,，并派定梅,、馬、胡,、邵（祖平）為各門的主任編輯,。大家公推柳詒徵撰寫發(fā)刊詞——《弁言》，封面的“學衡”二字則請湖南宿儒曾農(nóng)髯題寫,。

梅光迪,、胡先骕為雜志發(fā)起人，吳宓為雜志總編輯兼干事,。此后,，柳詒徵、湯永彤,、繆鳳林、景昌極等先后擔任編輯,、干事,。雜志刊文不設稿酬，凡為《學衡》雜志做文章者即為社員,，印務則由中華書局承擔,。

1925年，胡先骕與胡適,。胡適在照片后題字：“兩個反對的朋友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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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創(chuàng)刊起,，《學衡》雜志的五大主力是梅光迪,、吳宓、胡先骕,、劉伯明,、柳詒徵。此外還有六十多人圍繞該刊撰文,，全部作者人數(shù)達一百多人,。前期以東南大學師生為主體，1925年吳宓北上入清華籌備,、主持國學研究院后,，又吸納了王國維、陳寅恪,、梁啟超等清華國學院師生加入作者隊伍,。

學衡群體大多是留美歸國學生，基本為執(zhí)教于高校的知名學者,、教授,，無黨團派別和官方政治背景。他們都有著自己堅守的人生信念和文化“道統(tǒng)”,，敢于逆已成大勢的新文化運動“主潮”而行,，公開與以陳獨秀、胡適等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主力軍“叫板”,。

“學衡派”能群聚于東南大學，和副校長劉伯明有“兼容并包”之胸懷是分不開的,。劉伯明之于東南大學和“學衡派”,，恰如蔡元培之于北大和以《新青年》為核心的激進主義知識分子群體。

《學衡》是一本真正意義上的“獨立”思想雜志,，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(jīng)濟上,。東南大學并不提供經(jīng)費支持，雜志的基本印刷費由骨干成員每人出一百元作基金,。到后期出版經(jīng)費緊張時,，由吳宓個人每期補貼百元，并向親友募捐來勉強維持刊物的運行,。

1923年,，時任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表示愿意出資1000元支持《學衡》雜志。盡管章氏在思想文化的立場和“學衡派”相近,，吳宓等人還是拒絕了這筆資助,，以確保雜志和任何政治勢力保持距離。

連一直對“學衡派”持嚴厲批判態(tài)度的周作人也評價說：民國時期的形形色色“古文復興運動”，背后大多有“政治的意味”和“人物的背景”,，譬如林紓之于徐樹錚,，章士釗之于段祺瑞，但《學衡》的復古運動沒有政治目的,，是真正為文學上的古文“殊死戰(zhàn)”,，“雖然終于敗績，比起那些人來更勝一籌,?！?/p>

學衡派群英薈萃、齊聚東南大學的盛況,，持續(xù)兩年就不復存在了,。1923年11月，《學衡》的主要支持者劉伯明突發(fā)腦膜炎去世,，年僅38歲,。他的繼任者缺乏兼容并包的胸懷，西洋文學系很快名存實亡,，到1924年四五月被校方裁并,。

“學衡派”一時風流云散：梅光迪赴美執(zhí)教哈佛，吳宓北上受聘于東北大學,，繆鳳林,、景昌極等也到東北大學任教，李思純回四川成都,，胡先骕再度赴美深造,，在哈佛攻讀植物學博士學位。

雜志發(fā)起人梅光迪從一開始就把《學衡》的編輯工作和社務全部丟給吳宓,，自1923年起就不再給《學衡》撰稿,。

作為主編，吳宓苦苦維系,，幾乎靠一人之力支撐著《學衡》,。他是雜志的核心，也是整個學衡群體里最有團隊意識的,。北上后,，他曾幾度積極籌劃，想讓分散各地的學衡同仁們重新聚集在一起,，恢復當年群英薈萃東南的盛景,。

1925年，吳宓回母校清華,，負責籌備國學研究院，曾計劃讓劉永濟、柳詒徵,、吳芳吉等人受聘清華,，但沒能成功。當時,，柳詒徵,、繆鳳林、景昌極都在東北大學任教,，他一度又設想以東北大學作為“學衡”的基地,，趕到天津和過路的柳詒徵會面，商議此事,。但柳還是想回到東南大學,，不愿一直待在奉天（沈陽）。吳宓在日記中寫道：“宓之計劃,，亦只可廢止而已,。”

1927年7月初,，得知任教于東北大學的“學衡派”同人決定南歸,，他很傷感，在日記中說“宓在東北所苦心維持經(jīng)營之團體,，真將瓦解”,，抱怨柳、劉,、景,、吳絲毫不理解他的心意，“只任一己之自由,，而無團體之計劃在心,，可傷也?！?/p>

為《學衡》撰稿的人并不多,，辦刊經(jīng)費時常不足，社務也無人過問,，也無人捐助,，只有吳宓一人為刊物籌款操心，編輯權也因此落在他手中,，所以有人說“《學衡》雜志竟成為宓個人之事業(yè)”,。

在日記和自編年譜里，吳宓記錄下自己的操勞和委屈,，以及同人的不理解,，為得不到應有支持和社會認可而傷感,，“平生苦作，而不能感動一人,，獨立辛勤從事,，而無人襄助，無人矜憐,，無人贊許,，無人鼓勵，殊可痛傷,?！?/p>

1932年，《學衡》在南京的社員們不滿于吳宓在北京一人獨攬雜志編輯權,，要求雜志和中華書局解約,，轉(zhuǎn)而歸張其昀創(chuàng)辦的南京鐘山書局印行。這使得吳宓和南京同人產(chǎn)生了分歧,，他只好辭去總編輯職務,。南京方面改選繆鳳林為總編輯，并與中華書局解約,。

當時,，在南京的柳詒徵、張其昀,、繆鳳林認為：《學衡》已經(jīng)背負落后,、保守的惡名，決定放棄《學衡》的名字,，于1932年9月另起爐灶,，創(chuàng)辦了《國風》。79期成為《學衡》的終刊,。

在和“新文化派”對峙的反對派刊物中,，《學衡》是存在時間最久的。除前后相承的《學衡》,、《國風》外,，屬“學衡”一派的還有多個由成員創(chuàng)辦、主持的外圍刊物,，包括以歷史學者柳詒徵和其學生為主體的《史地學報》,、《文哲學報》、《史學和地理》,，吳宓在清華時期負責主編的《大公報·文學副刊》,，1945年由張其昀、錢穆,、馮友蘭主持的《思想與時代》等,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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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學論戰(zhàn)：“含淚批評家”和“古衣冠小丈夫”

1922年,，19歲的文學青年胡夢華因一篇詩歌批評所遭遇的，是“學衡派”及其同情者在與同時代“高音”競聲的一個縮影,。

時隔八年,，沈從文回顧這場論爭時評論說：“《蕙的風》所引出的騷擾，由年青人看來,，是較之陳獨秀對政治上的論文還大的?！?/p>

1922年8月,，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“湖畔”詩人汪靜之的新詩集——《蕙的風》，這是現(xiàn)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愛情詩集,。

上世紀20年代初,，出現(xiàn)了以汪靜之、馮雪峰等浙江第一師范學生為群體的“湖畔詩社”,。他們專事抒情短詩的寫作,，以一種挑戰(zhàn)姿態(tài)直接抒寫對異性的渴慕，對戀愛自由的向往與追求,，掀起了愛情詩寫作的新高潮,。

青年詩人汪靜之是胡適的同鄉(xiāng)晚輩，因胡適的提攜和幫助,，一下子躍上中國詩壇,。他的詩集《蕙的風》最初得以出版，也是因為胡適出面幫的忙,，并請胡適為之寫序,。

序言中，胡適對汪靜之的詩歌創(chuàng)作大加肯定,，把他劃歸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第二代少年詩人（“湖畔詩人”）,，稱贊汪“是這些少年詩人之中最有希望的一個”。指出了汪靜之詩歌的稚氣與淺露,，但又認為這樣遠勝于暮氣和晦澀,。胡適最為肯定的，是汪對“詩體的解放”,。

因著名人胡適的推介,，《蕙的風》很快引起文壇大佬們的注意。朱自清讀后稱贊汪靜之有詩歌的天才,，“他的詩藝術雖有工拙,，但多是性靈的流露”；周作人專門做《情詩》一文,，指出《蕙的風》顯示了情詩的精神,，“所以見了《蕙的風》里‘放情的唱’,，我們應該認為這是詩壇解放的一種呼聲?！?/p>

同年 10月24日,，東南大學學生胡夢華在上海《時事新報·學燈》發(fā)表題為《讀了〈蕙的風〉以后》的文章,，尖銳批評汪靜之的一些愛情詩是“墮落輕薄”的作品,，“是有意挑撥人們的肉欲”，“是獸性的沖動之表現(xiàn)”,，“是淫業(yè)的廣告”,，因此“應當嚴格取締”。對于為詩集作序的人,，胡夢華也提出批評,，說這些“濫序”有被人利用之譏，“為清醒的讀者笑,，為昏迷的讀者害,。”

一石激起千層浪,，針對胡夢華的批評,，新文化一派的文人作家紛紛給予回擊。首先反駁的,，是汪的同鄉(xiāng),、自稱“胡適秘書”的章衣萍，他在《民國日報》發(fā)表《〈蕙的風〉與道德問題》,，接著是《不中聽的閑話》,，說胡夢華是“南京蝙蝠派的文妖”，把槍口直接對準了學衡派,。周作人發(fā)表《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學》,，養(yǎng)真發(fā)表《詩中的道德》，宗白華等人也撰文與胡夢華展開論爭,。

面對反攻,，胡夢華“初生牛犢不畏虎”，接著寫了《悲哀的青年——答章洪熙君》,、《〈讀了“蕙的風”以后〉之辯護》,、《文學與道德》等文進行反駁和答辯，堅持認為文學有一個道德標準,，而《蕙的風》恣意表現(xiàn)“罪惡”,，引誘人們“去做罪惡”，批評詩人“思想卑劣,，情感弱露”,，進而尖銳批評整個新文學運動：“年來士氣頹喪,，未始非文風墮落之故；輕薄的文學,，若不再施以嚴厲的批評,，讓他興盛下去，實有亡國之憂,?！蓖瑫r不無失望地表示，“我對于悲哀的青年的不可思議的淚已盈眶了,?！?/p>

正當胡夢華以一人之力與新文學領軍人物論戰(zhàn)方酣時，魯迅站了出來,。11月17日，他以“風聲”的筆名在《晨報副刊》上發(fā)表《反對‘含淚’的批評家》,，對胡的主要觀點給予批駁——嘲諷胡夢華看到“意中人”三字,，馬上想到《金瓶梅》；看到“和尚悔出家”,，就認為誣蔑了普天下的和尚,，以及含著“不可思議的眼淚”懇求汪靜之不要再寫這類“墮落輕薄”之作。他認為胡是以“鍛煉周納”手法陷人以罪,，而“批評文藝,，萬不能以眼淚的多少來定是非”，“胡君的眼淚的確灑得非其地,，非其時,，未免萬分可惜了?！?/p>

在12月發(fā)表的歷史小說《不周山》中,，魯迅創(chuàng)造了一個小丑式的人物，用來嘲諷胡夢華,。小說中,，女媧煉石補天之后，兩腿之間出現(xiàn)了一個“古衣冠小丈夫”,，捧著一條青竹奏折,，上刻一段道貌岸然的文言，女媧于是抽出一株燒著的大樹,，將那竹片燒了,，嚇得“古衣冠小丈夫”嗚嗚咽咽地哭。

胡夢華頑強地繼續(xù)發(fā)文為自己的觀點辯護,，但在魯迅,、周作人等新文化陣營的強勢猛攻之下,，最終偃旗息鼓了。當事人汪靜之回憶說,，“魯迅和周作人的文章出來之后,，左右都不響了?！?/p>

在這場論戰(zhàn)中,，魯迅以雜文中“含淚的批評家”和小說里“古衣冠小丈夫”這兩個形象，捍衛(wèi)了新詩反傳統(tǒng)禮教的戰(zhàn)斗傳統(tǒng),，同時也把年僅19歲的胡夢華打入文學話語權的十八層地獄,。

在之后的革命文學史書寫中，胡夢華“淪為”可笑,、荒誕的反面人物,，為進步青年所“不齒”。

1982年,，胡夢華早年論文集《表現(xiàn)的鑒賞》在臺灣重版,，他撰寫了“重印前言”，為60年前的這場筆墨之戰(zhàn)做了自我批評,，自嘲說當時“戴著假道學的眼鏡”是為了“討好新女性的喜悅”,，“因為我本來就是近視眼嘛?！?/p>

胡夢華和汪靜之年齡相近,，也是安徽績溪人。他家與胡適家族是世交,，故與胡適以“叔侄”相稱,。他報考東南大學時，是請胡適向校長郭秉文寫的介紹信,。他又是梅光迪,、吳宓的學生，故深受二人文學觀的影響,。

其實,，胡夢華在文學立場上屬“折中調(diào)和”派。一方面,，他支持胡適的主張,，認為“詩的革新與創(chuàng)新，必須徹底鏟掉新舊詩體的格律,，連根拔掉,，不要有絲毫姑息、保留”。另一方面,，他對老師梅,、吳等人所堅持的“白話應提倡，但文言不可廢”也很認同,，認為這是“不朽之論”,。

他曾發(fā)表過一篇評《學衡》的文章，認為近來評《學衡》的人很多,，但大部分只是謾罵甚至咒詛,。他深信《學衡》所提倡的人文主義雖和“時代青年格格不入”，確有存在價值,、并值得信仰的部分,。同時，他也批評《學衡》里的文章“破壞多而建設少”,，沒有承擔起“善于提綱和發(fā)揚廣大”的大任,。

1923年，胡夢華和同班女生吳淑貞結(jié)婚,，在南京舉辦婚禮,。他特意請胡適為證婚人，梅光迪,、樓光來為男女雙方介紹人，吳宓,、柳詒徵,、楊杏佛也都應邀到場。

在花牌樓中國青年會的婚禮現(xiàn)場,，兩派領袖人物難得會聚一堂,，由此展開一場“坦誠而友好的交流”。

據(jù)胡夢華晚年回憶,，先是“吾家適之叔”提出了“文學革命”的觀點,，然后梅、吳二師則搬出了蘇格拉底,、柏拉圖,、亞理斯多德等古希臘先賢，提醒說杜威,、羅素這兩位被當時中國學術界頂禮膜拜的博士“未必青勝于藍”,，更不要說后來居上了。接著,，柳詒徵又提出了孟子,。此時，胡適一人敵三,，“陷入重圍”,，楊杏佛于是拔刀相助,，“雄辯滔滔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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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禹是蟲還是人,？——南北大戰(zhàn)“古史辨”

1919年“五四”運動后,，胡適提出“多研究些問題，少談些主義”,，打出了他所主張的“新文化運動”繼續(xù)深入的新方向,。

同年12月，他在《新青年》上發(fā)表《“新思潮”的意義》,，提出“研究問題,、輸入學理、整理國故,、再造文明”的口號,。1923年在北大《國學季刊》的《發(fā)刊宣言》中，他更系統(tǒng)地宣傳“整理國故”的主張,。

胡適認為,，新思潮的意義不能僅僅歸結(jié)為擁護科學和民主“兩大罪案”，其“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(tài)度,。這種新態(tài)度可叫作‘評判的態(tài)度’”,，也就是尼采所說的“重新評價一切價值”。

1922年,，胡適的學生,、北大青年助教顧頡剛在研究古史、偽書和民間的歌謠,、戲劇的基礎上,，逐步形成了“中國古史是層累地造出來”的古史辨學說，認為古代的史實記載多由神話轉(zhuǎn)化而成,，盤古,、三皇五帝都是神話傳說中的人物，以及上古時期“堯舜禹稷”的事跡靠不住等一系列觀點,。

顧頡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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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頡剛關于古史的諸多論斷中,，流傳最廣、最具顛覆性的,，是有關“大禹是一條蟲”的推斷,。

顧頡剛認為歷史上并無大禹其人，大禹是先由神，再人格化為人而來的,。1923年,，在著名的《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》中，他提出“禹”來自于九鼎,，證據(jù)是《說文》中的“禹,，蟲也，從厹,，象形”,，“厹，獸足蹂地也”,，大約是蜥蜴之類的動物,。“我以為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,，當時鑄鼎象物,，奇怪的形狀一定很多，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,；或者有敷土的樣子,，所以就算他是開天辟地的人?！?/p>

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,。“新文化派”對中國古史的質(zhì)疑,、否定和顛覆,，自然強烈地刺激到中國傳統(tǒng)治史者的情感。

從1920年7月到1925年5月,，南高師－東南大學的史學者從經(jīng)學和史學領域主動出擊,，挑戰(zhàn)北大“新文化派”的學術新論：1920年,，繆鳳林對胡適的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提出質(zhì)疑,；1921年，柳詒徵對胡適和章太炎的諸子研究提出批評,。其中最重要的,，是劉掞藜、柳詒徵發(fā)起的對顧頡剛“古史辨”新學的挑戰(zhàn),。

在對傳世文獻的“疑”與“信”上,，南北兩個文化思想群體發(fā)生了激烈論戰(zhàn)。論戰(zhàn)一方是以顧頡剛,、錢玄同,、胡適為代表的北大“疑古派”，另一方則是柳詒徵、劉掞藜,、繆鳳林等師徒為主力的東南大學“信古派”,。

柳詒徵，字翼謀,，近現(xiàn)代史學大家,，民國時期與陳垣、陳寅恪并稱“南柳北陳”,。他幼年失父,，寒窗苦讀，薪傳清乾嘉學派,，治學嚴謹扎實,，主張“史之所重，在持正義,。史以明政教,，彰世變，非專為存人”,。

除個人治史外,，柳氏另一大成就是二十多年中培養(yǎng)了繆鳳林、景昌極,、張其昀,、胡煥庸、范希曾等一大批專長于文史地哲的名學者,，時號“柳門”,。吳宓曾言：“南京高師校之成績、學風,、聲譽,，全由柳先生一人多年培植之功?！?/p>

劉掞藜也是柳門子弟,，在向顧頡剛正式挑戰(zhàn)之前，他就曾作《儒家所言堯舜禹事,，偽耶,？真耶》，批評梁啟超和胡適,，其中批評胡適認定《尚書》是偽書,、是儒家為“托古改制”所造的說法，這使堯舜禹事跡的真實性成了問題,，并給出自己對堯舜禹記載真?zhèn)蔚目甲C,。

1923年7月,，顧頡剛主編的《努力》周報副刊《讀書雜志》刊出了劉掞藜、胡堇人質(zhì)疑顧頡剛,、錢玄同論古史的文章,，由此開啟了“疑古”南北討論高潮。劉不認同顧頡剛對古史傳說的推想,，對他所舉證據(jù)也不滿意,；而胡堇人也不滿于顧頡剛“古史是層累地造出來”的說法，尤其不滿于有關“大禹很可能是一條蟲”這一大膽推斷,。

作為回應,，顧在同期上刊文，提出了區(qū)別“信史”和“非信史”的基本觀念,，并提出了四條標準,，陸續(xù)刊登在《讀書雜志》：一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；二是打破地域向來一統(tǒng)的觀念,；三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,；四是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。

劉掞藜對顧的回答仍不滿意,，又以《討論古史再質(zhì)顧先生》再投《讀書雜志》,。顧頡剛一邊繼續(xù)完成之前的答復，一邊在雜志上用三期刊登“啟示”,，邀更多人加入這場爭論,，“因為這個問題的解決不僅是我們幾個人的責任?！?/p>

在最初兩個來回中,，這場“疑古”大討論的雙方彼此還彬彬有禮，限定在學術層面,。隨后,，胡適、錢玄同也參與了這場討論,。

錢玄同在《讀書雜志》第11期上發(fā)文,，提出三點：一要注意前人辨?zhèn)蔚某煽儯欢矣凇耙晒拧?；三治古史不可存“考信于六藝”之見,，意思是——我們?nèi)缃褡龉攀费芯?，不可先入為主地帶著六書“必然可信可靠”的觀點

胡適在該雜志第18期撰文,，說這場有關古史的討論，是中國學術界的“一件極可喜的事”,，也是這本副刊上最具永久價值的問題,，并強調(diào)自己信服“實事求是,，莫作調(diào)人”的原則。他表彰顧頡剛,，說顧的學術觀點是對今日史學界的大貢獻,，并肯定顧的學說中三層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。

胡適又考察了劉掞藜的史學方法,，認為劉的一些結(jié)論是“全無歷史演進眼光的臆說”,，再次提出“一切史料都是證據(jù)”的觀點，以及史家該以何種態(tài)度來看待和處理“證據(jù)”,。他認為劉搜求史料有功夫,，但沒有新的精神和方法，仍在傳統(tǒng)史學中打轉(zhuǎn),，是簡單的信而不疑,。

另一廂，“學衡派”史地學者們創(chuàng)辦的《史地學報》合兩期轉(zhuǎn)載了《讀書雜志》上對“古史辨”的討論,。柳詒徵站出來,，公開支持自己的學生，同時也有意展示東南大學的群體力量,。

他以長者之姿和語氣,，教訓二十來歲的顧頡剛，針對顧從《說文》中釋“禹”得出“蟲”的結(jié)論,，教導他要以史書為本,，不可專信文字。如果要用文字來研究古史,，要先熟讀許慎的《說文》,，并潛心研究清代儒者的論著，然后再來談“疑古”,。

年少氣盛的顧頡剛顯然被激怒了,，發(fā)文說自己不領受柳的教導，“我們現(xiàn)在研究學問,，自有二十世紀的學問界做我們的導師”,，至于《說文解字》和清儒著述，也只是“研究的材料,，不是學問的準繩”,，說自己和柳的分歧在于“精神上的不一致”。

緊隨其后,，北大同人組織了新一輪反擊,，錢玄同、容庚,、魏建功都參與應戰(zhàn),，氣氛一下子從心平氣和的討論激化為夾槍帶棍的言語攻勢,。

錢玄同以新文化運動干將的強勢話語，一下子劃分了“咱們”和“他們”陣營,；魏建功則尖銳地指出柳等人“只有學古人的舌”,，激進地提出中國沒有“真正的歷史”，所謂“正史”也只是一些史料,，只有經(jīng)過徹底整理之后才能“找出新的歷史的系統(tǒng)”,。正在北大讀研究生的容庚則向柳詒徵進言，要他注意甲骨文,、彝器等新近出土的大量新材料,，而不能只守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。

面對來自北京的氣勢洶洶的攻勢,，柳最終以“不再去辯論這個是非”結(jié)束了這場大戰(zhàn),。但是，他仍通過顧頡剛致函容庚,，表示自己會重視容庚的話,。這也讓容庚感受到學界前輩的肚量，隨后也為自己的不敬道歉,。

正如容庚對柳詒徵的提醒,，當時參與“古史辨”大戰(zhàn)的南北雙方除了對待傳世文獻的“疑”或“信”的態(tài)度之外，也有語境,、知識資源占有上的區(qū)別,。

清末民初時，一下子出現(xiàn)了大批的,、連續(xù)的,、重大的史料發(fā)現(xiàn)，包括從殷墟出土的甲骨文,、金文（鐘鼎文）,，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書和山東臨沂、湖北云夢,、甘肅居延等地出土的簡牘,，以及敦煌文書。

當時,，北大研究所已經(jīng)開始大量占據(jù)這些新的歷史材料,。“這是章太炎和柳詒徵為代表的東南大學的學術研究所不及的,?！睂Ｗ⒂凇皩W衡派”研究的學者沈衛(wèi)威指出。

王國維是當時南北兩派都十分敬重的學問大家,。

他在文化立場上親近“學衡”一派,，在學術上卻非常前沿，對甲骨文,、金文,、敦煌文書等都作出了國際公認的一流研究。他首創(chuàng)“二重證據(jù)法”,，利用從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辭,，考證出商代帝王世系，印證了《史記·殷本紀》的可靠性,，從而把中國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,。

對于當時聲勢浩大的“古史辨”運動，以及“疑古派”和“信古派”之爭,，王國維在1926年致容庚的信中有過中肯的評論：“今人勇于疑古,，與昔人之勇于信古，其不合論理正復相同,，此弟所不敢贊同者也,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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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倫理與新道德——癡人癡事?

“新文化運動”所鼓吹的“反舊道德”和追求個性解放,，沖擊了中國的傳統(tǒng)社會倫理及其對個人的束縛,，也給新青年的個體命運和情感生活帶來了巨大影響。

在新文化運動的沖擊下,，出現(xiàn)了許多勇于擁抱新倫理,、新道德的新派人士，尤其是領時代風潮的文人學者和新青年們,。他們搞“家庭革命”,，和新式女子結(jié)合，成為當時一種獨有的時代現(xiàn)象：譬如魯迅和許廣平的師生戀,，陳獨秀和妻妹高君曼的結(jié)合,，徐志摩與林徽音、陸小曼的浪漫戀情……

如果說新派人士在私生活中“棄舊迎新”,，是“解放個性”“追求自主的婚姻和戀愛”的知行合一,，一直鼓吹節(jié)制情感、反對浪漫主義并痛心疾首于傳統(tǒng)道德淪喪的梅,、吳二人,，則顯得道德主張和個人生活嚴重背離了。

1920年,，南京高等師范學校首開女禁招收女生,。當年考入西洋文學系的，有一名叫李今英的廣東籍女學生,，“面有微麻,，卻氣質(zhì)高雅,，才識俱佳?！痹谛Ｆ陂g,，身為系主任的梅光迪和李今英陷入熱戀，一時成為南高師的大新聞,。

1927年,，梅光迪與原配離婚，和李今英一起奔赴幸福,，對原配,、長子再也不曾過問。

最荒誕,、最有悲劇色彩的,，則是吳宓的情感和婚戀經(jīng)歷。

他苦戀上妻子陳心一的校友,、同時也是清華同學朱君毅的未婚妻毛彥文,，想方設法和陳離婚。在追求毛彥文的過程中,，他做出了許多癡狂,、荒誕之舉。因為一直苦追毛不得,，中間又移情別戀于諸多新式女性,，包括女作家盧葆華、華僑女子陳仰賢等,。

毛彥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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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,，學生郭斌龢從國外寫信來，勸說吳宓與發(fā)妻陳心一復合,，并說離婚有損于人文主義在中國的進行,。第二封來信口氣更為嚴厲，力勸吳宓與陳心一破鏡重圓,，提醒吳宓“為《學衡》計,，為人文主義計，為白師（白璧德）計,，為理想道德事業(yè)計,，均應與心一復合”，又指出吳宓“近來思想行為,，皆是romantic（浪漫）,，實應省戒”。

對友人的勸阻，吳宓心情“痛憤”,，辯解說自己之所以堅持離婚,，“乃本于真道德感情”，若不離婚,，才是自欺欺人的“鄉(xiāng)愿小人”,，才不配提倡人文主義之道德。至于romantic,，那是自己的本性,，在去美國留學之前就是這樣了,。

1931年夏,，在美國留學的毛彥文到歐洲旅行，開始認真考慮回應吳宓的追求,。得到心中“女神”的回眸后,，一路追毛到歐洲的吳宓突然中途變卦?；貒?，他穿梭于毛和諸多女性之間，笨拙地談起了“N角戀”,?？吹絽切愿窈颓楦猩系姆N種不可理喻，毛彥文抽身而去,。

1935年9月,，毛彥文嫁給比她大29歲的前國務總理熊希齡。吳宓遂將自己的情傷詩登報,，并做演講主題,，搞得路人皆知，成為公共笑話,。三年后,，熊希齡病逝香港。得知毛守寡,，吳宓又燃起追求之心,，試圖繼續(xù)癡纏。

情路上歷經(jīng)滄桑,，令毛彥文對吳宓的追求看得比較通透——吳宓只是把對“理想愛人”的想象套在了她身上,。她曾說：“吳腦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，這個女子要像他一樣中英文俱佳,；又要有很深的文學造詣,；能與他唱和詩詞，還要善于辭令；能在他的朋友,、同事間周旋,；能在他們當中談古說今?！?/p>

但她對吳宓仍有佳詞,，說他“是一位文人學者，心地善良,，為人拘謹,，有正義感，有濃厚的書生氣質(zhì)而兼有幾分浪漫氣息,，他離婚后對于前妻仍備加關切,，不僅負擔她及他們女兒的生活費及教育費”。

1950年,，吳宓和患有嚴重肺病的年輕女子鄒蘭芳結(jié)婚,。婚后不久,，鄒蘭芳去世,，吳宓一直承擔著接濟她家九口的重責。

吳宓晚景極為凄涼,，這其中既有特殊年代對個人的無情碾壓,，也有兒女對他的疏遠與冷漠。

吳宓與夫人陳心一,、長女學淑

陳寅恪曾說：“昔在美國初識時,，即知宓本性浪漫，惟為舊禮教,、舊道德之學說所拘系,，感情不得發(fā)舒，積久而瀕于破裂,。猶壺水受熱而沸,，揭蓋以出汽，比之任壺炸裂,，殊為勝過,。”

相比較,，被梅吳視作“洪水猛獸”的論敵——胡適，雖先后和韋蓮司,、曹誠英等中外女子發(fā)生過戀情,，也一直不乏陳衡哲這樣的紅顏知己或徐芳這樣的仰慕者，但終其一生和母親為他娶的“小腳太太”江冬秀風雨同行。

天底下第一號新派人物和他的“小腳太太”的婚戀故事,，被好事之人列為“民國七大奇觀”之一,。原因自然有江冬秀的潑辣強硬，也有胡適的“愛惜羽毛”,、在意自己“國民導師”身份的緣故,，以及他對人生“福氣”的某種洞悉與知足。

1962年胡適在臺灣去世,，蔣介石送的挽聯(lián)是：“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,，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?！?/p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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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共赴國難”中的抉擇——從文化到政治

1937年,，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。在國難當頭,、山河破碎的危機之中,，張其昀,、賀麟等部分成員開始有了政治化傾向,，從原本純粹的文化保守走向了政治保守，從張揚民族主義意識走向了維護國家主義的傾向,。

“學衡派”重要成員,、歷史地理學者張其昀在其中最有代表性。1919年,，他以第一名的成績?nèi)肽暇└邘熚氖凡?，主修地理學。1921年南高師改制為東南大學,，竺可楨創(chuàng)辦地學系,，集地質(zhì)、地理,、氣象,、天文為一系。大學時代,，張其昀受劉伯明,、柳詒徵、竺可楨三位老師影響至深,。

他是“學衡派”學術刊物《史地學報》的主要作者和骨干成員,。1928年，他回已更名為中央大學的母校任教,，后隨竺可楨入浙江大學創(chuàng)辦史地系,。1941年，在隨浙大內(nèi)遷避難貴州遵義時，他參與創(chuàng)辦并主持了《思想和時代》雜志,。這份以主張集權,、建國與國防為第一要義的雜志，與蔣介石,、陳布雷和國民黨政府有著特殊的關系,。

1949年，張其昀隨國民黨到臺灣后進入政界,，歷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長,、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。1954年,，張其昀出任“教育部長”,，一時竟令在臺的北大學子們十分緊張，他們開始運動,，主張把人在美國的胡適請到臺灣擔任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長,，以求達到教育、學術界的力量平衡,。

離開政界后,，張最重要的“事功”是在華岡興學。1962年,，他在臺北陽明山創(chuàng)辦私立高?！爸袊幕瘜W院”，后改制為中國文化大學,，意在“學衡派”的基本理念——“承東西之道統(tǒng),，集中外之精華?！?/p>

無論做學問,、從政還是辦學，張其昀都將“學衡派”的文化保守主義理念貫徹始終,，是“學衡派”中少有的成就事功者,。

1960年12月，張其昀在為其著作《中華五千年史》所做《自序》中,，對“新文化派”的史學觀和研究方法有過批評,。

他認為，新文化運動中的許多治史者“把史學狹窄化,，甚至只成為一種史料學,。他們往往菲薄民族主義，以民族主義為保守,，這是錯誤”,。他認為“惟有民族主義才是國家民族繼繼繩繩,、發(fā)榮滋長的根本原因”，并認為他所在的南京高師－東南大學在學風上發(fā)揮了“中流砥柱”的作用,。

他所批評的“把史學窄化為史料學”,、“菲薄民族主義”的治史者，正是指胡適,、傅斯年,、顧頡剛這一路“整理國故派”。

然而在近兩百年間的國族危機中,，家國觀念和民族意識深深地烙刻在幾乎每一位中國學人的精神世界,，也由此影響、牽引著他們的治學之道,。

顧頡剛在1920年代做“古史辨”的時候,，認為歷史應當嚴格地按照客觀原則進行研究，把上古神話和傳說統(tǒng)統(tǒng)從歷史里面趕出去,，所以,，他要“推翻非信史”，“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”,、“打破地域向來一統(tǒng)的觀念”,，認為這些都是層層積累出來的?？傻搅?930-1940年代國族危亡的時候,，他創(chuàng)辦《禹貢》,，寫《疆域史》,，強調(diào)“中華民族是一個”，呼吁為中華民族追根溯源,。

胡適的另一位高足,、創(chuàng)辦“歷史語言研究所”的傅斯年也有著相似的心路。

“九一八”事變后,，他在心焦如焚的情緒下趕出《東北史綱》一書,，針對日本學者“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”的言論，從歷史角度論證東北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史實,，字里行間洋溢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價值取向,。此書后由李濟翻譯成英文，送交國際聯(lián)盟,?！稏|北史綱》一書為李頓調(diào)查團報告書明確指出東北三省“為中國之一部，此為中國及各國公認之事實”起到了重要作用,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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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化遺民”的挽歌

——獨立之精神,，自由之思想

1927年6月2日,，任教于清華國學院的王國維在昆明湖自沉。消息傳出,，震驚朝野,。王國維的自殺，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留下沉痛的一筆,。

嚴格說,，王國維、陳寅恪都不是《學衡》核心人物,，并沒有如梅吳和胡先骕那樣與新文化派有過劍拔弩張般的對立,，但都因有著相似的文化、思想認同而成為《學衡》的作者,。

在吳宓的主持下,，《學衡》前后推出兩期紀念王國維的專刊,。其中,，陳寅恪發(fā)在《學衡》第64期上的《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》，是他個人影響最廣并被后人一再援引的名篇,。

吳宓圈點的陳寅恪《王觀堂先生挽詞》未定稿

作為被王國維所信任和托付后事者,，陳寅恪在挽詞中道出了王所以“不得不死”的原因，以及在20世紀激蕩的時代變局中,，每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所共通的心靈和情感之苦痛：

“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,，為此文化所化之人，必感苦痛,，其表現(xiàn)此文化之程量愈宏,，則其受之苦痛愈甚；迨既達極深之度,，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,。吾中國文化之定義，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,，猶希臘柏拉圖之所謂Idea者……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(shù)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,；劫盡變窮，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,，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,，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，遂為天下后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……”

王國維離世兩年后,，陳寅恪為之擬《清華大學王觀堂紀念碑銘》,，寫下了“惟此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,，歷千萬祀,，與天壤而同久,，共三光而永光”。

陳寅恪對王國維之精神人格的總結(jié),，讓吳宓內(nèi)心感受到極強烈的共鳴,。

1927年，李大釗遭北洋軍閥殺害,，吳宓與陳寅恪夜談,，二人憤慨于北洋軍閥之殘酷。蔣介石執(zhí)掌政權后,，獨裁的色彩日益強化,，他們相約不入國民黨，并預見到“為保全個人思想精神之自由,，只有舍棄學校,，另謀生活。艱難困苦,，安之而已”,。

他們都為自己所認信和堅守的，做了“殉道者”,。

1963年,，《學衡》停刊33年之后,，有人請吳宓把創(chuàng)辦經(jīng)過寫成文字,，他謝絕了，并說“《學衡》社的是非功過,，澄清之日不在現(xiàn)今,，而在四五十年之后。現(xiàn)在寫,，時間太早,。”

時距“十年浩劫”的發(fā)動僅有兩年,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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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參考書目：沈衛(wèi)威《回眸“學衡派”：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現(xiàn)代命運》；沈衛(wèi)威《“學衡派”譜系：歷史與敘事》,；鄭師渠《在歐化與國粹之間》,；《吳宓日記》；《吳宓自編年譜》,；胡適《四十自敘》,；毛彥文《往事》 / 參考論文：劉貴福《梅光迪,、胡適留美期間關于中國文化的討論》,；楊筱《綺色佳之夏的舊事－胡適文學革命思路的尋訪與再思》,；張家康《胡適被梅光迪“逼上梁山”的文學革命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