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個中國人的家庭中或許都有這樣一位“陌生人”：我們與其朝夕相處，但有時你可能會問自己：這個人到底是誰,？有過什么故事或秘密？我真的了解他/她嗎,？……一旦疑問開始,，似乎就不能停下來。

臺灣導演黃惠偵家中便有這樣一位“陌生人”,，她的母親,。雖然在一起三十幾年，但除了桌上的飯菜，她們的生活可以說完全沒有交集,。有一天,，黃惠偵決定打破這種僵局，徹底了解她的母親,，于是便產(chǎn)生了這部叫作《日常對話》的紀錄片,。

這部紀錄片的內(nèi)容遠非“日常”,，它不僅涉及母親的同性戀者身份,，且間雜以家暴、性侵等話題,。但若暫時擱置這些易被過度關注的特殊元素,，本片于現(xiàn)代中國人家庭關系的考察和描繪亦具有范本乃至原型意義。這種擱置或許能夠得到導演的默許,，因她在片中對這些特殊元素若非一笑了之,，至少也并未耿耿于懷；她從始至終未放棄追問,、不能釋懷的,，乃是我們每個人驀然回首自己的家庭時，或多或少都會遇到的問題：親密關系中的陌生感,。血緣所帶來的關系如此脆弱,，并不天生就親近，反而可能更加隔膜,。

紀錄片中,，媽媽表現(xiàn)為兩種狀態(tài)：在外面跟女朋友們在一起時，如魚得水,，有說有笑,，生動而快樂；一回到家就立刻沉默起來,，似乎和家人無話可說,。這讓本片導演（女兒）感到非常受傷，認為母親很討厭她,，而母親也認為女兒討厭她,。對話進行得非常艱難、尷尬,，幾乎淪為“質(zhì)問”,，讓人無從逃避，尤其是臨近片尾長達10分鐘的對話,，令人異常痛苦,。

這是弱者對弱者的質(zhì)問,。那位始作俑者已經(jīng)不在了，只有她們?nèi)栽诨ハ鄠Α?/p>

對于“家中的陌生人”的追問,、探尋和了解,，是此類“私紀錄片”的永恒命題之一。在此意義上,，我認為本片對于中國觀眾的最大價值是：戳穿了層層面具,，為哪怕最糟糕的家庭關系注入“理解”和“愛”。而這一過程,，必然伴隨著將紀錄片的“真實”倫理貫徹到家庭關系領域,。這本身是需要極大勇氣的。人們看慣了很多紀錄片導演樂于將鏡頭對準外部世界,，卻往往回避自家的私生活,，尤其是家庭中的陰暗面，因為這太艱難,、也太危險了,。

另一方面，本片也并未呈現(xiàn)為有效的雙向“對話”,。在咄咄逼人的攝影機注視下,，是那個如坐針氈、時刻想逃離的母親,。這暴露了紀錄片倫理與家庭倫理之間的沖突,。攝影機擁有一種“權力”，它不僅表現(xiàn)于“凝視”和“追問”,，同時也表現(xiàn)于“闡釋”。在女兒的攝影機面前,，從前強勢的母親變成了弱者,，被迫回答各種問題。

每個問題都基于“愛的匱乏”,。這是一種有繼承性,、遺傳性的癥候，導演的小女兒或許也繼承了下來,，總是不時地要求“媽媽抱抱”,。在經(jīng)過漫長的痛苦對話之后，導演似乎仍未滿足,，在片尾,，她讓小女兒用玩具攝影機再三追問母親：你愛不愛我？

“我愛你,?！彼齻兘K于獲得了標準答案。那是這家人從前都不熟悉的一種語言，或者說,，是她的母親身經(jīng)百戰(zhàn),、歷盡創(chuàng)傷之后的一個妥協(xié)性、禮儀性的回答,，我們明顯看出其中的敷衍潦草,，而女兒似乎也不再深入追究。

理性的觀眾或可質(zhì)疑,，這種對“愛的索求”耽擱或妨礙了本片應具有的更廣泛的人類學,、社會學意義（或曰“私紀錄片”的公共性）；但我們亦能理解,，導演的不斷追問,，其實并非僅僅為了真相，更多是為了“和解”,，為了今后能夠讓自己以及身邊的人,，像個正常的家庭一樣，相愛相親,。余下的未解之謎仍很多,，但只要她們心安于此，又有何妨,？她們畢竟還能在一起度過余生,。時間還很長呢！那就是她們自己的秘密生活了,。我們只好祝福她們,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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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家宴》（1998）

導演：托馬斯·溫特伯格

一場家庭聚會正在富紳海吉的豪宅中舉行，是為了慶祝他六十歲大壽而籌辦的,。兒女們紛紛從外地趕來,。不過原本該是融洽熱鬧的晚宴，卻籠罩著詭異的氣氛……本片為丹麥“Dogme95”運動的開山之作,，用DV攝影機手持拍攝,，粗糙的畫質(zhì)揭開了家庭生活中不堪的本質(zhì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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