盡管父親已88歲高齡，但他走得很突然,。陰陽兩隔,，竟如此之快，我萬萬想不到,。我和父親有一些相似的人生經歷,，每念及此,，頗感驚異。沒有任何人為安排,，卻一一發(fā)生了。

父親和我都做過共青團基層的團委書記,。父親16歲那年,，在家鄉(xiāng)加入中國共產黨。在戰(zhàn)爭年代,，父親擔任過地方共青團組織的團委書記,。也許是這段經歷的緣故，父親南下時,，是華東局共青團干部工作團的一員,。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，父親是上海交通大學團委書記,。父親說,，到團中央開會，時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說,，現(xiàn)在“大躍進”,，一個冬瓜長到九十多斤，比我團中央書記還重,。

我在16歲時,，去了江西插隊。我務農不到三年,，就被招工,，到南昌鐵路局公安處做民警。因在路局《鐵道報》上發(fā)表了幾篇小文章,，被公安處組織科發(fā)現(xiàn),，借調到政治處工作?？疾炝税肽曜笥?，我被任命為公安處團委副書記。后參加高考,，被江西財經學院錄取,，便放棄了鐵路的“鐵飯碗”。

我和父親在同一所大學念過書,。父親在50年代后期,，由組織選送到人民大學“中共黨史”研究班學習。為期兩年的學習后,，父親轉到黨務工作的崗位,。據說,，因為評職稱，需要證明學歷,，人大舉辦的“兩年制”研究班被認定為研究生學歷,。可以肯定,，從那個年代人大各專業(yè)研究班畢業(yè)的許多人,，都憑這個學歷當了教授，或研究員什么的,。父親直到退休,，從未提過評任何職稱的要求。更令我不解的是,，父親在個人履歷表“文化程度”一欄,，填過“初中”或“相當于高中”。我曾就此問過他,。他說,，參加革命前念過六年左右私塾，加上南下前到中央團校半年的學習和人大的兩年,，填“初中”或“相當于高中”是合適的,。

1985年，我從畢業(yè)后工作的江西大學（現(xiàn)為南昌大學）考入人民大學,。就在那一年,，為滿足日益增長的考研需求，人大的一些專業(yè)開始招研究生班,。我報考的“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”專業(yè),，那年招了4個方向的碩士研究生班。我們到人大后發(fā)的學生證,，是研究班的學生證,。我當時就想，這種學生證是否當年用剩的,。以后更感覺到,，人大的教職員工大多把研究班和研究生班視為同路。其實還是有區(qū)別的,，前者以“調干”為主,，后者都是考進去的。第二次去人大,，是1991年秋,，開始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。我所在系的系主任說，你是“二進宮”,，就不要走了,。但我還是像絕大多數上海人一樣，能回上海是一定要回的,。免俗真的很難,。

父親和我在同一所大學工作過。父親“文革”前的工作,，主要是在上海交大,。從人大回來，父親到一系（船舶制造系）擔任黨總支書記,。“文革”前不久,，父親調任分部（即基礎部,，都是一年級學生）黨總支書記。那時交大分部就在法華鎮(zhèn)路535號,，現(xiàn)在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所在的地方,。有一次，父親騎車帶我去那里玩,，半路被一位警察攔下來,，警察看過父親的工作證，沖父親一笑,，說下次不要帶了,。“文革”期間,，父親被關在法華校區(qū)他原來的辦公室,，進行“隔離審查”。我曾陪母親或帶弟弟去看父親,。往事不堪回首,，用在這些地方是恰當的。在還未調到交大工作前,，我趁到安泰開會,，或參加博士論文答辯，到那幾幢小樓邊看看,，心里很是感慨,。

2007年，我下決心調到交大工作,。感謝交大接納了我,。在以后出版的隨筆集《誰來關注利益失衡》的“作者小傳”中，我寫道：“到上海交大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工作，就是回到了我開始接受教育的地方（交大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即將搬入徐匯校區(qū),，它是交大原來的主校區(qū),。我小時候就在這里看電影、游泳和玩耍）,，這難道不是一件圓滿,、愜意的事情嗎？”當然,，世事復雜,，人們都可以料想。到了已過“知天命”的年齡,，離開一個工作十多年的學校,，不會是件很簡單的事情。辦完調動手續(xù)后,，我到醫(yī)院告訴父親,，我調到交大工作了。他頗感意外,，還是說了一句：到交大好,。父親在“文革”后調到上海海運學院（現(xiàn)為上海海事大學）工作。從這句話,，足見他作為一名老交大人,，仍然對交大有著深厚情感。我想,，我從60年代初交大子弟小學的學生,，到今天的交大教授，是對父親的一種慰藉,。

就性格,、處事方式等而言，我和父親還是有較大差別,。這些差別部分來自時代,，部分來自個體差異。父親是按劉少奇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(yǎng)》的邏輯成長起來,，加上性格極內向,，他是不輕易表態(tài)、不輕易發(fā)表自己觀點的,。他處事穩(wěn)重,，潔身自好。如果我現(xiàn)在講幾個他廉潔自律的小故事,，肯定有人認為太夸張了,。因此，也限于篇幅，就打住吧,。如果我事先征求父親意見,，他多半會反對將這篇文章拿出去發(fā)表的。父親一生淡泊名利,，了解他的每一個人都很清楚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