裴宜理在江西看檔案（受訪者提供/圖）

在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里，裴宜理（Elizabeth Perry）有一個特殊的身世：1948年,，她出生于上海,，父母皆為上海圣約翰大學教授，但她出生不久全家便因時局變化而離開中國,。她后來打趣說,，也許她一出生便與“革命”二字緊密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所以她終生對中國革命抱有興趣,?！皼]有革命，我很可能在中國長大,，我自己對中國革命一直很好奇,，而且想知道革命為什么發(fā)生,，又給中國帶來什么后果?！?/p>

裴宜理的青年時期也是在左翼運動洶涌澎湃的全球“革命”浪潮中度過的,，這更堅定了她未來的學術志向。中國的大門打開之后,，她成為第一批被允許進入中國進行田野調查研究的外國學者之一,，她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于近現(xiàn)代民眾反抗與底層政治，橫跨政治學與歷史學領域,，著述豐厚并屢獲大獎,，《美國歷史評論》評價她“兼具社會科學家對秩序的熱愛與歷史學家捕捉精彩故事的眼睛”。

裴宜理先后執(zhí)教于亞利桑那大學,、華盛頓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,，1997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學政府系。除了教學工作,，裴宜理最大的一個特點在于她對公共事務的參與,。她曾出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、亞洲研究學會（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)主席,；自2008年起,，她出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，為中國研究培養(yǎng)了一批杰出的學生和學者,。我們的采訪就約在哈佛燕京學社的辦公室里,。辦公室不大，墻上懸掛的標志著這個近百年學術機構重要時刻的黑白照片,，散發(fā)出一種幽深的歷史感,。

“自從我成為社長后，我一半時間是在哈佛燕京學社,，另一半時間是在哈佛當教授,。”裴宜理現(xiàn)在仍活躍在教學一線,，每周三下午1點半到3點半,，是她開放給學生的時間。每個學生要提前預約她的時間,，簡潔地闡明自己的問題,，得知她給了我三個多小時的采訪時間后，她的學生都表示很羨慕我能有這樣“奢侈”的機會,。

裴宜理性格爽朗,、快人快語，接受采訪過程中不時爆發(fā)出大笑,，即便在回憶起家族曲折經歷時陷入黯然之色,，但馬上會略過這種情緒,。

中國這一百多年發(fā)生太多太大的變化，這或許正是吸引研究中國的政治學家裴宜理的地方,?！把芯克鼈兊牡檬С蓴。钊伺d奮而著迷,?！?/p>

裴宜理父母結婚照（受訪者提供/圖）

革命炮火中的誕生

“你是在中國出生的？”

“是的,?！?/p>

“你為什么出生在紅色中國（Red China）?”

從少女時代起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,，每次跟隨全家人一起回到美國,，無論在機場還是碼頭，移民官打開她的護照之后,，總是有如上一段對話,。

“我會說，我出生的時候它還不是紅色的,，只是有點粉而已,。”半個多世紀后,，裴宜理坐在哈佛燕京學社的辦公室里回憶往事，忍不住發(fā)出一陣爽朗的大笑,。轉而,，她的神色變得凝重起來?！笆堑?，我父母都生活在中國的多事之秋；沒有革命,，我也很可能在中國長大,，所以，我們家確實與中國有割不斷的聯(lián)系,?！?/p>

裴宜理出生于一個宗教色彩濃厚的家庭，父母都是美國圣公會（The Episcopal Church）傳教士,。她父親查爾斯·佩里——裴宜理很晚的時候才得知父親中文名是潘學思——早年在哈佛大學學習過中文和日文,，對東亞情有獨鐘。1931年,，潘學思遠渡重洋,，到達上海,，在圣約翰大學教書。圣約翰大學創(chuàng)建于1879年,，原名圣約翰書院（St.John's College）,，由美國圣公會主辦，是中國成立最早的一所教會大學,?！熬乓话恕笔伦儽l(fā)后，潘學思特地去了一趟東北,，“他還寫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日記,，講述他在滿洲里的旅行經歷。他對這一段歷史非常感興趣,?！?/p>

潘學思在中國結識了他未來的妻子凱瑞（注：中文名為孔凱利）。他們后來都在圣約翰大學教書,。有意思的是,，裴宜理小時候從未聽到父母用中文交流，“因為父親只會普通話,，而母親只會上海話,。”

少女時期的裴宜理與父親（受訪者提供/圖）

裴宜理的父母是在1937年夏天結婚的,。因為潘學思長期對日本文化也很感興趣,，他選擇了去日本度蜜月?！八麄冊诙让墼聲r,，聽到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消息，但不敢確認,，于是去了東京的美國大使館詢問傳聞是否屬實,。大使館工作人員也許是不想承擔責任，沒有告訴他們真相,，只是說：不,，現(xiàn)在中國沒問題，你們回中國吧,！于是他們按原計劃,，從長崎登上了回上海的船?！?/p>

裴宜理說,，父親年輕時喜歡水上運動，對船的性能很了解。他們的船離開日本港口不久,，父親便敏感地意識到有些地方不太對勁,。他對妻子說：“奇怪，為什么船的吃水線這么低,？”他跑到底艙去探詢究竟,，結果發(fā)現(xiàn)下面坐滿了荷槍實彈的日本士兵。

很顯然,，裴宜理父母當年見到的這些士兵,，就是淞滬會戰(zhàn)打響之后從日本增援而來的兵團——他們無意之間成了歷史的見證人。這些與他們同船的士兵一到上海就投入到侵華戰(zhàn)爭中,，成為殘暴機器中的一環(huán),。而等待這對蜜月旅行歸來的年輕夫妻的，是被戰(zhàn)火燃燒的上海,?！澳赣H后來回憶，當船進入上海時,，她已經聞到那種到處都是死人的味道,，這是她從未經歷過的……”父母回到他們在圣約翰大學的居所，發(fā)現(xiàn)他們結婚的小教堂已經被日軍襲擊,，家里也被洗劫,，所有的結婚禮物全部都日本士兵偷走。

迫于時局,，母親帶著出生不久的兒子離開上?；氐矫绹鴷罕芤欢螘r間，父親則選擇留守在圣約翰大學,。1941年“珍珠港事件”爆發(fā),，日軍進占租界，上海全面淪陷,。圣約翰大學的外籍教師除了已經回國的，其余都被關進集中營,，其中就有裴宜理的父親,。直到兩年后美日政府交換在押人員，他才被釋放回美國,。祖母到紐約港口接他時,，已經認不出瘦骨嶙峋的兒子。但是沒過多久,，潘學思希望能再次回到中國,。“在美國海軍的幫助下，他如愿回到中國,，幫助國民政府一起對抗日本人,。”

1945年,，二戰(zhàn)結束,，母親也回到中國。對這個家庭來說,，這是他們在中國一段短暫的安寧時光——1948年9月,，出生在上海的裴宜理便是這段生活的結晶。

1949年,，中共革命已到決定性時刻,，“母親帶著我和兩個哥哥先離開了中國，而父親再一次想留下來,?！睅讉€月后，局勢更加動蕩,。潘學思無奈之下告別了他斷斷續(xù)續(xù)生活了18年的國家,。

回到美國后，潘學思回到他曾經就讀的大學教了幾年書,，但遙遠的東方一直是他念念不忘的地方,。1951年，他們舉家搬到東京,，潘學思在圣公會創(chuàng)辦的日本立教大學教書,。

1959年感恩節(jié)的晚上，全家人正圍坐在一起吃飯,，慶祝美國的傳統(tǒng)節(jié)日,。突然，他們聽到院子里的狗不斷地叫,。父親出去查看,，沒想到一場意外不期而至。

“兩個年輕的日本學生喝醉了闖進來,，他們都練過空手道……只用了幾分鐘,，就把我父親打死了……并不是有計劃來襲擊我父親的，他們當時完全處于醉酒狀態(tài),，也不知道我父親是誰,。”

這位一生對東方抱有濃厚興趣和關切的美國人,，就這樣以悲痛的方式結束了他的一生,。

父親死后，母親用她對世界的理解來處理這樁悲劇——盡管她的處理方式或許不能被大多數(shù)人理解：她非但沒有要求重判那兩個日本學生，反而為他們求情,。結果是,，其中一個被釋放，另一個被判刑,，而在他服刑期間,，母親不但經常去探望，還去法院為他爭取減刑,，那個年輕人只關了兩三年就恢復了自由,。

母親帶著全家又在日本生活了幾年，直到1962年返回美國,。

1981年,，裴宜理在松江與受訪者合影（受訪者提供/圖）

政治初意識

民眾抗議活動，是她后來的學術興趣及學術方向之一,。而她對此最初的感性認識,，即來自于早期的日本經歷。上世紀50年代初期,，每逢“五一勞動節(jié)”,，日本共產黨和日本社會黨都會組織勞工抗議活動。那一天,，裴宜理的父親正巧經過,，抗議者見到這位美國人，開始敲他的車窗玻璃,，汽車被人群團團圍住……父親回家后,，家人發(fā)現(xiàn)車窗玻璃幾乎全部碎掉，而震驚中的父親幾乎在發(fā)抖,。平靜下來后,，父親嘗試著向女兒解釋什么是“五一勞動節(jié)”、那些人在抗議什么……這讓小小的裴宜理對民眾抗議這種形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,。

1960年6月11日,，近600萬日本人走上街頭抗議新版日美安保條約，美國駐日本大使館附近被近20萬日本抗議群眾包圍,。在這龐大的抗議人群里,，就有12歲的裴宜理。她特地逃學,，走上街頭，參加到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游行隊伍里,。在裴宜理的理解中,，這個活動的實質并非“反美”而是支持和平，“人們似乎很高興有一個美國小孩子參加?！?/p>

從某種意義上說,，這是她第一次參加“群眾運動”，也是她第一次體會到群眾運動的力量——時任美駐日大使哈格蒂乘坐的防彈轎車也被示威群眾包圍,，大使本人不得不從后門溜進大使館,；預定6月19日訪問日本的艾森豪威爾，不得不無限期推遲訪問,。

孩童時期的裴宜理也好奇地觀察到,，在一些抗議活動中，民眾的表達方式與慶祝宗教節(jié)日的儀式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,。比如,，在日本的宗教節(jié)日中——與中國類似，人們會抬著轎子參加游行,，轎子里坐著一個神,，然后以一種蛇舞的形式到處走動?！拔液芟矚g這種儀式,，所以我經常參加我們附近的日本民間節(jié)日。我對日本的政治抗議感興趣的部分原因也來自這種民間儀式,?！?/p>

這個早期經驗，后來變成她觀察政治活動的一個獨特視角,。比如,，她在對中國革命發(fā)源地之一江西安源的調查中就發(fā)現(xiàn)，李立三是如何智慧地利用傳統(tǒng)的手法,，來達到動員工人參加革命的目的：在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(jié)這一天,，李立三組織了一場工人游行?！坝涡嘘犖楫斨?，有一個八人抬的大轎子，一般來說,，地方上的這種慶典,，轎子上抬的都是土地神等一些民間宗教中的神，但是這一次,，轎子里面是一尊馬克思像,。”這個細節(jié)就被裴宜理用來解剖國家政治動員與傳統(tǒng)文化之間的關系,。

1965年,，16歲的裴宜理進入威廉·史密斯學院（William Smith College）就讀,。她迅速置身于另一個洶涌澎湃的政治環(huán)境中。裴宜理后來自己總結說：“雖然我對民眾抗議的直覺興趣來自于日本的經歷,，但我的左翼思想更多地來自于大學時代,。”她在大學里非?；钴S,，參加過帆船俱樂部、戲劇俱樂部,、政治俱樂部……但“政治”是她更持久的興趣和更投入的關懷,。她還記得和大學同學們一起搭乘巴士去華盛頓，在五角大樓前參加抗議越戰(zhàn)的游行,。

也是在這段時間,，她與她出生的中國之間那種看似微弱的聯(lián)系，又以某種方式變得強烈起來,。威廉·史密斯學院規(guī)模不大,，但有一個“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”，裴宜理是其中一員,，她和同學們一道學習毛澤東思想,，對中國政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不久,，她開始下決心學習中文,。

但她所在的大學沒有中文課，她只能借助圖書館的錄音機和幾盤磁帶開始自學中文,。她問學校,，是否可以憑借自修中文而獲得學分。學?；卮穑何覀儧]有中文課,，怎么評估你的學習程度從而給你學分？裴宜理不甘輕易放棄,，跟校方提出：“如果我自學到一定程度,，我可以找康奈爾的一位教授來測試我。如果通過,，我可以得到學分嗎,？”學校只好同意。

裴宜理后來聯(lián)系上了康奈爾大學的一位教授,，對方說：你先通過磁帶和語言書自學三個月,，然后到康奈爾來接受我的測試。三個月后,，裴宜理順利通過了考試,。有意思的是,，她后來到臺北學過一段時間的中文，臺北的中文老師是在北京長大的,，她很奇怪這位美國學生的口音，有一次忍不住問：“你的口音是從哪兒來的,？你在美國的老師是東北人嗎,？”“我否認，我想說我的老師是‘錄音機’不是東北人,，但那時我不知道怎么說‘錄音機’這個詞,！”回憶此事，裴宜理樂不可支,。

“裴宜理”這個中文名字就是在臺北學習時取的,。很久以后，有一次她查看父親的書,，看到上面的中文圖章,，才發(fā)現(xiàn)父親的中文名字是“潘學思”?！八晕覒撔张硕皇桥帷?，說起這件事，裴宜理流露出一絲遺憾之情,。

追尋中國革命的起源

在密歇根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時,，裴宜理最初的想法是把中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作為博士論文題目，但遭到一位指導教授的反對,。老師認為時機尚不成熟,。她轉而下決心用與當時流行觀點不同的視角和方法，去探索中國革命的起源問題,。

“如何理解農民革命,，這是一個被許多關注農民問題的各科學者所忽略的問題?！彼忉屪约旱难芯縿訖C時說,，“農民以革命的面目登上世界歷史舞臺這一事實，推動了許多試圖解釋農民叛亂原因的社會科學理論的發(fā)展,。人類學家,、歷史學家、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都對這個重要問題提出了他們各自的答案,?！?/p>

此時的裴宜理已經流露了自己的“學術野心”：她決定通過對一個地區(qū)的研究來考察造反者與革命者之間的關系。這一計劃必須集中在一個地區(qū),，這個地區(qū)必須既有農民造反的傳統(tǒng),，又是1949年前共產黨的基地,。她把這個地區(qū)選在淮北?；幢边€曾是著名的白蓮教活動中心,，這一松散的民間宗教組織曾在該地區(qū)發(fā)動過多次叛亂。

當時中國的大門仍是緊鎖的,，像其他學者一樣,，她當時的選擇是赴臺北故宮博物院看檔案，期間也穿插著去日本,，在東京的圖書館做資料收集工作,。

“我當時是那么年輕而天真，完全不知道這個選題的難度——不然我絕不會蠢到選擇這個方向做論文,?！庇质且魂囁实拇笮Αｋm然她幸運地得到很多人的幫助,，包括同在那里做研究的幾位美國歷史學家給了她很多建議,，密歇根大學另一位研究中國歷史的著名學者費維愷（Albert Feuerwerker）教授也細心地告訴她明清各種檔案的位置，但是,，“我完全不知道關于這個問題的原始資料是如此分散,，它們的類型如此不同?！?/p>

另一個障礙是語言,。雖然讀研究生的時候，她系統(tǒng)學習了兩年的中文,，包括文言文,，但她從來沒有像那幾位來自美國的歷史學家那樣，接受過專門的閱讀清代文獻的訓練,。所以當她第一次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看到清朝檔案的時候,，幾乎被絕望的心情擊垮：“我永遠無法讀懂這些檔案！”導師在回信里以不容退縮的口氣說：“你得完全做原始檔案的研究,，而且得看所有的東西,。”裴宜理也知道,，導師不懂文言文,，對閱讀梳理明清檔案的難度毫無概念，但她還是聽從了他的建議,。這下沒了退路,。她發(fā)現(xiàn)真正投入進去后，竟然完全有能力閱讀那些檔案,?！拔覀儺斈暝谂_北幾乎可以看到你所知道的所有原始檔案,。比如，你可以拿著兩廣總督給咸豐寫的奏折,，上面有咸豐皇帝的批示‘知道了’,。當你有這種感受的時候，檔案內容再晦澀也無關緊要了,?！?/p>

靠著扎扎實實的工作，裴宜理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,。1980年，以論文為基礎的專著《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》在斯坦福大學出版,。這部專著被視為海外中國研究第三代學者的代表作,。裴宜理將自己的第一本書獻給父母，“沒有他們,，我就不會從事中國研究,。”

重返中國

“你是在中國出生的,？”每次回到美國,，入關時的盤問一度讓裴宜理感覺自己是一個“二等美國人”。這個場景直到1972年——也就是尼克松總統(tǒng)訪華那年——之后才發(fā)生了突變,。裴宜理記得非常清楚,，那一年她從日本旅行回來，入關美國時,，像往常一樣,，移民局官員打開護照，不出意料地問了這一句,，裴宜理照例予以肯定的回答,。

“我在等待下一個問題：‘你為什么出生在紅色中國？但沒想到,，這一次對方的反應是：‘噢,，真了不起！那你會說中文嗎,？’我說：‘是的,，我會說一點?！f：‘我們國家需要你這樣的人,。’那是我第一次為我出生于中國這件事感到高興,?！?/p>

中美關系解凍后,，美中關系協(xié)會全國委員會（National Committee on Us-China Relations）開始陸陸續(xù)續(xù)派代表團訪問中國，每個團都挑選一位研究中國的學者陪同,，以幫助成員們理解中國,。1979年6月，裴宜理被選中參加美國的大城市市長代表團,，訪問上海,、北京、南京,、廣州和杭州等城市,，親眼看到了長城、故宮,、西湖……她興奮無比,。“我每天早早起床,，去公園和當?shù)乩习傩战徽?，我很喜歡這種感覺，”但另一方面,，她又覺得她所看到的中國,，不是之前充滿革命浪漫想象的那個中國。裴宜理還去上海找到了他們當年在圣約翰大學的老房子,，拍了很多校園的照片,，帶回美國給母親看。不出意外,，母親在格外震驚之余也格外傷心,。

幾個月后，裴宜理再次來到中國,，這一次她的身份是訪問學者,，獲得了在華學習一年的機會——她也是第一批被允許進入中國進行田野調查研究的外國學者之一，與她同時來中國的學者還有周錫瑞和黃宗智,，后來都成為海外中國研究的中堅力量,。她也經歷了計劃經濟下的“票證年代”，“我們互相之間以同志相稱,，還在學術問題,、政治問題的爭論中經常引用毛主席語錄?！钡诟锩鼰岢钡谋澈?，她漸漸發(fā)現(xiàn)了另一個側面。比如，作為外國人,，她可以坐軟臥,，普通中國人享受不到；對外營業(yè)的餐館非常少,，但像她這樣的“訪問學者”可以在餐館的特別區(qū)域享受“特供”,，普通中國人享受不到，也支付不起,。1980年春天,，在南京大學蔡少卿教授的陪同下，裴宜理第一次去安徽調查,，在渦陽與蒙城的實地探訪,，讓她對中國農村的真實生活有了更為切身的感受。

有一年,，裴宜理來上海開會時遇到了時任上海社科院院長張仲禮——張早年畢業(yè)于圣約翰大學,，碰巧是她父親當年的學生。見面后,，他們互相介紹自己正在進行的工作。聽到裴宜理下一本書的工作計劃之后,，張仲禮打趣說：“你是上海人——我很多年前就看到你爸爸在校園里抱著你的樣子,。為什么不寫上海的故事？”

在張仲禮的建議下,，自1990年代起,，裴宜理的研究目光從遙遠的淮北農村轉向世界大都會上海，研究重點也從農民革命問題研究變?yōu)楣と诉\動研究,。她完成了專著《上海罷工：中國工人政治研究》,，在這本書里，她也用不少筆墨寫了杜月笙,、黃金榮這些我們并不陌生的人物,，挖掘了他們在工人運動中所扮演的一些真實的角色。這本書獲得了1993年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,?！睹绹鴼v史評論》評價她兼具“社會科學家對秩序的熱愛”與“歷史學家捕捉精彩故事的眼睛”。在寫這本書時,，裴宜理對涉及的勞工階層做了詳盡的調查和分析,，其中也包括英美煙草公司?？煲Y束這本書時,，她突然意識到，英美煙草公司在浦東的工廠，就是父親當年被關押的集中營,?！拔覜]想到，我所研究的對象在某種程度上與我自己家族的歷史有非常密切的聯(lián)系,。所以我后來在《上海罷工》英文版序言里的第一句話寫道：‘對我來說,，寫作本書有一種回家的感覺?！?/p>

裴宜理與南京大學教授周曉虹在安徽歷史博物館參觀（受訪者提供/圖）

不能忘記“大問題”

實際上,，無論是早期對農民革命的興趣，還是后來轉向對城市工人運動的研究,，那些改變了無數(shù)人命運的革命,，始終是裴宜理關注的大問題。著名歷史學家周錫瑞在接受采訪時,，提過這樣一個細節(jié)：2007年,，裴宜理當選亞洲研究學會主席發(fā)表演講時說，“我們不能忘記中國革命,，不能忘記這些大題目,，不能忘記如何來理解中國這個大轉變到底是怎么發(fā)生的?！敝苠a瑞后來將自己的一本專著送給裴宜理,，請她提意見。裴宜理回信給他,，再一次說：“我們應該多思考中國的大問題,。”——這其實既是裴宜理對同時代做中國研究的學者的期待,，也是她對自己時時刻刻的告誡,。

除了學術研究，裴宜理還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和社會活動,。1999年,，到哈佛大學不久，裴宜理即出任海外中國學研究重鎮(zhèn)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（Fairbank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）的主任,。在她名字之前,，是費正清、史華慈,、孔飛力,、傅高義等一系列著名學者；自2008年起,，裴宜理又成為另一個分量頗重的學術機構的掌門人——哈佛燕京學社社長,。作為最著名的中西學術交流機構之一,，哈佛燕京自1928年創(chuàng)立以來已經歷了七任社長，從葉理綏,、賴肖爾到杜維明等,，每一任都是德高望重的學者。裴宜理在學界的地位和影響力可見一斑,。

裴宜理的研究重點是“中國革命”,，這在西方的中國研究學界也許有點“非主流”。所以她當選后面對記者的采訪,，也有感而發(fā)：“在很長一段時間里,，美國專門研究中國革命的只有區(qū)區(qū)十幾人。這幾年,，研究中國革命的人又多了起來,，毛澤東、‘大躍進’,、‘文革’,、抗日戰(zhàn)爭……都成了熱門?！彼蛉ふf：“否則,，像我這種研究冷僻課題的家伙估計成不了哈佛燕京的新社長！”

中美大門打開,、中國重新融入世界大家庭之后,，商業(yè)和經濟上的復興與繁榮或許是最顯性最直接的成果。但裴宜理感受更多的,，是它在知識與學術交流上產生的巨大意義。過去的一個多世紀,，從大清帝國時期到中華民國時期,、再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，這塊土地上發(fā)生了太多太大的變化,，這或許正是吸引裴宜理研究中國的地方,，“它們是如此復雜，又是如此迷人,?！?/p>